简介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背景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不满，怀疑。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评价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0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

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遗址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遵义会议会址原貌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度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员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避柜（原物），其中一个避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原来陈列，每天接待成百上千前来的瞻仰者。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 、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那清癯的面容、垂胸的长髯、坚定的目光，与室内简朴的陈设相映衬，可以想见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宵衣旰食、呕心沥血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信 、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狗版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朱德忠通而又慈祥的面容配以康克清英姿飒爽的风姿，不难想见他们共同度过的艰苦曲折的革命春秋。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桌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总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当年标语口号
　　遵义会议会址楼房的房间里，留下许多当年红军写下的宣传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
　　不发欠饷不打仗！（针对白军宣传）
　　继续消灭王吴军阀胜利！（王指贵州军阀王家烈，吴指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吴奇伟）
　　赤化全贵州！
　　学湖南打土豪，士兵不打士兵，工人不找工人！
　　红军离开遵义后，房主强迫工人将所有的红军标语铲掉，泥水工人怀着热爱红军的深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起来。解放后，经过认真清理，多数标语仍清晰可见，重新展现在墙上。
　　紧挨会址主楼的跨院，当年是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办公的地方。机要室、译电室、油印室以及机要科的负责人、工作人员住室等都按原貌一一复原。
　　2005年12月，遵义会议会址成功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
　　目前景区实行免票参观，但需参观者提供有效身份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