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麻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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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嘛照相馆于1937年在贵阳大十字中山西路口开业。

相馆由广东人彭晓波、彭晓珍、彭千里、彭万里四兄弟合伙经营。彭氏兄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之其父摄影技传,头脑精明,各有所长,因此,相馆不仅扎根贵阳,还在许多方面为贵阳照相业的发展起了带头作用,有如下特点:

其一,以服务质量为立店之本。其店名冠以“阿嘛”,取自广东客家话的赞叹之意,即把生意做到令人赞叹之处。相馆开张之际,彭氏兄弟即就当时贵阳照相业各家情况进行调查,礼节性拜访当时各大照相馆,摸清行业底细,制定经营策略。他们确立了顾客至上的理念,凡顾客一律以礼相待,以质量求胜,不合格相片坚决不出门,顾客不满意就重照。这样,不仅稳住了脚,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其二,重视技术进步,加强职工培训。为使竞争立于不败之地,阿嘛在拍照、修底、洗印等各流程环节都配备了技术较好的师付,如以重金聘请梧州市西南照相馆影场照相经验丰富的梁师付;同时,鼓励学徒工学习钻研技术,对有技术创新发明的职工给予现金奖励。职工技术进步很快,使其照相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又培养了技术力量,有的职工还分别到贵定、水城、开封、广东、印度尼西亚等地自己开设相馆。

其三,注重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为保证照相质量,提高服务效率,阿嘛很注重照相设备的维护保养。如他们所使用的摇头照相机,由于时间较长,其中转动法条的弹力减弱,转动时会有微微跳动,出现照片模糊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彭千里亲自动手将法条转动改为马达(电力)带动。这样,阿嘛以服务和效率赢得了信誉。

阿嘛在风风雨雨中生存和发展

1939年2月4日(农历腊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贵阳,阿嘛同遭于难,并于当年5月迁址中华南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许多重要和知名人士如戏剧家田汉,国画家徐悲鸿、叶浅予,音乐家马思聪和妻子王慕容等居住贵阳,阿嘛曾多次为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照过相。如徐悲鸿和廖静文的结婚照片,马思聪和王慕容在科学馆进行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照片。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自印度入云南、贵州等地参战,在贵阳的官兵,或有照片,都拿到阿嘛冲印;为了语言交流,阿嘛还聘请了两位英语翻译,另设立了邮寄部,把他们的照片寄往印度、美国、英国等地。同时期,“电影皇后”胡蝶到贵阳拍摄影片《建国之路》时,阿嘛的彭千里师付应要求到其住所为她照相。看到照片后她既满意又惊奇,说“贵阳还能拍出这样好的照片啊!”并欣然应请用钢笔题写“阿嘛照相馆”几个字,相馆把原字放大制作成门面匾牌,在贵阳曾轰动一时。1946年,国民党青年军驻贵阳办事处请阿嘛相馆到麦架桥(大山洞)为青年军照相。该店彭晓珍、彭千里两位师付带人亲往,直到临照相时,方知是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照相。先是为蒋氏父子与官兵合影拍照,又为蒋介石视察士兵吃饭、在讲台演说和与将领分别合影拍照。相馆还把这些放大的照片陈列于橱窗,用作广告。

阿嘛同其它一些相馆熬到了贵阳解放,受到人民共和国阳光的映照,踏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1950年,受上级指派,阿嘛相馆派员同《新黔日报》记者一起,配合新华社记者和《新华日报》记者前往遵义拍摄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文物。相馆的彭万里师付与他们密切配合,顺利地拍摄了一套包括遵义会议会址、乌江天险、江界河渡口等照片。这组照片在《新黔日报》刊出过,《人民日报》也刊发了。1951年,秦天真市长向阿嘛相馆安排一项重要任务,省委领导要求拍摄遵义会议会址全景,要保证拍摄质量。省里为这次拍摄专门作了安排。阿嘛相馆负责人明白这项任务的重要性,由彭万里和技术较好的师付前往,并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拍摄中,翻山越岭选择拍摄的最佳角度,最终拍出了高质量的遵义会议会址全景一套图片。底片足有100吋长,图片印晒完毕,省委苏振华政委专程赴北京送给毛主席审核。后来据苏振华的驾驶员说,毛主席看了图片后很高兴,指着相片说,当时红军由遵义哪方进城,由哪方出城,并指示由新华社向全国发稿。苏振华还从北京电告省委,要求增印拾套送京。

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后回国,路经贵阳时,在省府广场同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合影,是阿嘛相馆拍照的;1964年邓小平总书记和蔡畅、李富春、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贵阳视察,在省府礼堂和一千多人合影,也是阿嘛相馆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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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签:文化 相馆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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